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青年杂志 ，作者韩毓海

学党史、忆初心 · 线上微课堂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人大文化科技园企业联合党委推出“学党史、忆初心”迎建党百周年线上微课堂。本次线上微课堂将聚焦党的光辉历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锚定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奋发有为做好各项工作，凝聚起启航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学党史、忆初心”人大文化科技园企业联合党委迎建党百周年线上微课堂第九期与大家分享《重读毛泽东：“父老”与“子弟兵”》（二）（分四期转载），文章转自中国青年杂志，作者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父老”与“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1931年，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创造性地开辟“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的艰险历程，尤其是在对传统“农战”的继承创新基础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

“父老”与“子弟兵”（二）：会师井冈山

“上山” 

1927年10月5日上午，毛泽东带了7个人、5匹马，到古城与宁冈之间的大苍林风和家，与袁文才会面。也许他们彼此都没有想到——两人相见恨晚，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了傍晚。得知袁文才只有60条破枪，毛泽东当即决定赠送他100条枪，而袁文才则慷慨回赠1000块大洋。袁文才当即表态说，毛委员果然是“中央才”，只要你毛委员看得起我袁文才，你就把茅坪当作自己的家吧。

看到毛泽东脚上有伤，衣服破旧，回茨坪后，细心的袁文才便让妻子谢梅香亲手为毛泽东做了一身新衣服，一双新鞋。1927年10月7日，袁文才亲自带了30人，抬上一张睡椅轿子，来接毛泽东上茅坪。

毛泽东没有换衣坐轿，只是换上了谢梅香亲手做的新鞋，拄着拐杖，走到了茅坪。毛泽东到达茅坪后，被袁文才安排在八角楼养伤。八角楼上，原来住着贺学敏一家，而毛泽东就是在这里结识了贺子珍。

关于今后的打算，袁文才后来曾对宁冈东南特委团委书记苏兰春回忆说：“当时毛委员对我讲，听说八一起义部队会下广东，而他是中央的人，所以准备去韶关，到那里去找叶挺、贺龙的部队，一起重建广东根据地，将来他们一定会打回来的。他走之后，留下的部队就交给我带。我问他，留下的是些什么人？他讲有连长、营长还有师长。”袁文才当时想，八一起义后的部队，如今一点消息都没有，何况现在到处都是敌人，毛委员孤身横穿湖南，如何能走到广东？我虽然知道他是“中央才”，一个“中央才”落在这么个地方，也实在是委屈他了，但是现在敌人到处杀人，他确实是走不脱的。

所以，袁文才只好婉言劝毛泽东说：“我袁文才就是个初中生，你留下这么多大人物，我怎么能带得下去？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来管，有我吃的，就有毛委员吃的，你看这样好不好？”

听袁文才这样讲，毛泽东很感动。于是就说：“如今我们来了这么多人，你钱粮有限，我可以带人去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咱们一起克服困难。”而袁文才坚持说：“先请毛委员安心养伤，你就是去打土豪，也得脚上的伤好了才行。”

可见，当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形成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完整想法，他当时想的还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整旗鼓，重新北伐。

不过，当时天气已冷，部队官兵还穿着单衣，粮食根本不够吃。于是，毛泽东便不顾脚伤，决定立即带着队伍去遂川的大汾筹集给养。张宗逊后来回忆说，当时，水口、大汾都是比较大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带队去这些地方，就是为了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

袁文才苦劝无用，只好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带上，这封信是写给王佐的。袁文才说，如果毛委员在遂川有办不妥的事情，可以去找王佐，王佐就在遂川的茨坪。

毛泽东带队下山后，先到了靈县的水口，这是一个小村庄，就是在那里，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骏不辞而别，离开了队伍。毛泽东得知后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那些不真想革命的，早晚都是要走的。”

余洒度离开红军后，立即投降了国民党，后官至训政处处长。而苏先骏在1928年被敌人抓获，他被捕后，出卖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郭亮被杀后，他的头被挂在了长沙城门上示众。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克长沙，苏先骏被彭德怀抓获处决。

余、苏的脱逃，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遇到风浪，领导者率先动摇逃跑，在这些人看来，共产党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组织，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信念。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水口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那天夜里，水口圩叶家祠堂的墙上，挂着两张红纸，一张写着“CCP”三个字母，一张写着入党誓词，赖毅、陈士渠、欧阳健等6个新党员，跟随毛泽东举手宣誓：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离开水口，毛泽东率军进入遂川。10月22日夜，毛泽东率领部队夜宿遂川大汾镇时，遭到地主肖家璧武装靖卫军的突然袭击，部队被冲散。毛泽东身边只有特务连，而张子清、伍中豪带的主力团也联系不上了。当时，对于周围的环境，也是完全不了解，部队往哪里去，谁也不知道。

谭政后来回忆说，那真是三湾改编以来最惨的时候。到了早上，收拢起队伍，大家吃了饭，发现毛泽东同志还没饭吃，好不容易搞到了饭，又没有东西盛，毛泽东同志穿了件长袍子，只好用袍子兜着，用两根树枝当筷子。当时大家都疲惫地躺在地上，这时毛泽东同志精神抖擞地说，现在开始点名，毛泽东同志第一个站起来喊：“1！”于是大家都跟着他一一报数，疲惫的军心就这样重新振作起来。

于是，队伍只能继续摸索着前进，在荆竹山，遇到了王佐派出的侦查员朱恃柳。这时，毛泽东把袁文才写给王佐的信拿了出来，朱恃柳立即赶回茨坪报告王佐，王佐马上带人来接毛泽东到了五井。

井冈山的中心，其实是以五井为核心的茨坪，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了井冈山的中心。

红军将以什么样的形象上井冈山呢？上山后怎样与王佐的队伍搞好关系呢？在荆竹山村前的雷打石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红军的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筹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这就是“三大纪律”的首次提出。

到达茨坪的当天夜里，毛泽东与王佐彻夜长谈。毛泽东为王佐的直率、单纯而感染，而王佐此后则常对人说，毛委员是他见到的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夜话，真是胜读十年书，有学问的人带出来的队伍，就是不一样！

那天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红军里办一所学校。当王佐问，这学校是不是陈慕平上过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毛泽东回答说，这所学校要办成长沙的岳麓书院，要办得比岳麓书院还长久。

近代以来，湖南的岳麓书院出了两位伟人，其中魏源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而毛泽东则是第一个使世界睁眼看中国的人。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无不“寻求富强”，而在毛泽东之前，湖南产生的最伟大的“富强论”者就是邵阳人魏源。而毛泽东却反对离开“王道”谈“富强”，受王阳明的影响，毛泽东认为王道在人民心中。

魏源与毛泽东，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是革命家，他领导了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魏源是改革家，他力图推动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朝实行改革，但那场改革却失败了。

魏源呕心沥血所做之《海国图志》《圣武记》和《元史新编》，不但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参考书。

毛泽东与魏源在战略思想上是相通的，基于近代中国的处境，他们发明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就包括诱敌深入、防御战中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以及“打到敌人后方去”，等等。

魏源的战略思想不为当时所用，这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他的思想最终却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宏图战略，这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在战略方面，毛泽东从魏源那里汲取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魏源对中国士大夫阶级痼疾的诊断也是一致的。

魏源的名言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儒家和士大夫阶级空谈了几千年王道，但却使王道脱离了富强，这是历史的大悲剧。

魏源以为王道不能脱离富强，毛泽东则认为富强的基础就是王道。王道不是刑名利诱，更不是“三纲五常”，而是人民群众心中存在着的天理良知，王道就是对人民的信仰和无产阶级意识。

而毛泽东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王道”与“富强”的统一，从而使王道建立在了富强的基础上——毛泽东推行的“王道”朗朗上口，可歌可泣，被称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更把这种“王道”建立在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基础上，而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

以军队推行王道，以王道节制军队，这是毛泽东的发明。

1927年12月，毛泽东从茨坪回到茅坪，就立即着手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了军官教导队，由吕赤任教导队长。吕赤，原名吕希贤，黄埔四期学生，入党后改名为吕赤，毛泽东亲自主持教导队授课。当时，大家出了一个题目，请他讲一讲什么叫作“革命”。

毛泽东形象地以舂米为例，做了别开生面地讲解。

他说，从一个人拿棍子舂米，到用水车舂米，再到用机器碾米，这就是进步，这就是革命。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所有用人力的生产，变成用机器生产。要达到这个目的靠谁呢？要靠群众自己。那么，群众怎么知道革命的道理呢？那就要靠我们共产党员去讲，所以，你们要到哪个地方，都要注意学习这个问题，红军就是个大学校。”

“红军是个大学校”——而这个创办于龙江书院的军官教导队，也就是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国防大学，就是从龙江书院中走出来的。

龙江书院，这是一个多么有中国气派的名字。

毛泽东是经历了九死一生，方才把秋收起义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的。而就在他从茨坪回到茅坪不久，下山游击打土豪的第一团，在占领茶陵县城后几乎哗变，第一团团长陈皓趁毛泽东不在军中，打算拉着这支部队投靠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

当时毛泽东脚伤未愈，接到报告后，他立即拄着拐杖，冒着大雪，从井冈山赶到茶陵。这时，在大汾失散的张子清第二团也到达了茶陵。这一天，恰好是12月26日，就在毛泽东生日的那一天，毛泽东在茶陵召开起义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当场揭露陈皓的叛变行为，撤销他的职务，立即予以枪决。就这样，毛泽东在千钧一发之际，才终于把秋收起义的队伍从茶陵拉回到了宁冈。

在茶陵，毛泽东过了一个极为不平凡的生日。

毛泽东就是这样，度过了波澜壮阔的1927年。

“三月失败”与“八月失败”

何长工回忆说，因为当时井冈山上信息不通，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同志最焦急地就是四处寻找中央和省委的消息。而何长工又感慨说：“当时，我们根本没想到的是，‘日日夜夜盼中央，中央来了却遭殃’。”

1928年3月上旬，湖南军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宁冈，传达湖南省委指示：一，秋收起义没有实现夺取长沙的目标，而是转兵逃跑，因此，必须追究毛泽东的责任；二，毛泽东要改正错误，必须立即集合队伍，赶赴湘南，参加湘南起义。

1927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央的方针是在1928年继续暴动，而湖南省委的头等大事则是进行湘南暴动。

所谓追究毛泽东的责任，就是给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省委委员的职务的处分。但是，周鲁在传达指示时过度激动，竟然传达成了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一方面是把毛的党籍开除了，但另一方面却还要他立即带领队伍改正错误——这个指示本身就自相矛盾，实在无法执行。而大家商量的结果就是：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他只好跟何挺颖换了职务，何当书记，毛当师长，以这样的方式，使毛泽东能够“改正错误”。

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挎上了驳壳枪，他向部队讲话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我是个文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我这个师长当得有点玄乎。好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大家就一起来帮帮我这个民主人士吧！”

毛泽东最听党的话，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他还是老老实实地执行党的决定，尽心尽力地“改正错误”。他立即奉命带领部队去参加湘南起义，而王佐、袁文才都拿“中央”没有办法，只好看着挎着驳壳枪的毛泽东，就这样下山带队走了。

毛泽东走后，肖家璧带领国民党的队伍杀了回来，井冈山被血洗，茶陵、遂川都丢了，只有茅坪和茨坪，在王佐、袁文才的阻击下，幸存了下来。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创立之后，所经历的第一次失败，史称“三月失败”。

然而，湘南暴动很快就失败了。这时省委的指示，反而又是让朱德和陈毅带着湘南暴动的队伍，去井冈山找毛泽东。于是，湘南暴动的主力朱德、陈毅部队，只能向湘赣边界撤退，而接到暴动失败的消息后，走到半路的毛泽东立即派人分头去找朱德和陈毅的部队。

毛泽东沿途一路所见，满目疮痍。他问道：“这些村子，都是白狗子烧的？”而得到的回答是：“一些房子是白军烧的，另一些则是湘南暴动的部队根据省委杀光烧光的政策干的。”毛泽东愤慨地说：“我们要消灭的是封建势力，不是房子，房子留下来，起码可以办学校嘛！”

一路上，毛泽东发现，老百姓不但怕白军，也怕农军。一个逃难的老表告诉他说，白军来了把村子洗劫一遍，而暴动的农军来了，又把村子洗劫了一遍。在老百姓眼里，白军和农军都杀人放火，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沉痛地认识到，如果不改变革命军在人民中的形象，所谓的暴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革命的胜利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要彻底改变农军的形象，这不是通过三湾那种整编所能完成的。

为了彻底改变农民起义军在老百姓中的形象，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圩的行军路上，为部队颁布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在闽西，毛泽东又加了两项：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

这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早版本。

1928年4月19日，袁文才根据毛泽覃提供的消息，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靈县找到了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引导他们来到井冈山，并安排朱德、陈毅住在了龙江书院。而毛泽东一路打听朱德部队的消息，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没有想到的是，朱德倒是比毛泽东早一步被接上了井冈山。

1928年4月23日，毛泽东方才率部回到宁冈。24日，毛泽东到龙江书院看望朱德、陈毅，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两支部队就这样会合了——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

两军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在随后的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首次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朱毛会师”的牵线人是毛泽覃。大革命失败后，身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逃到了南昌，并最终追上了周恩来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周恩来派他到叶挺的部下工作。1927年年底，朱德派毛泽覃去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联系，当时，毛泽东并不在山上，而毛泽覃最终成功地找到了袁文才。于是，袁文才下山接应，才把湘南起义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两军会师之后，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据何长工后来的回忆，当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阐述这一思想时，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毛泽东的话极为妙趣横生。毛泽东说：“一个人不能没有屁股，如果没有屁股，他就只能到处跑，就根本坐不下，早晚会倒下去；革命也是一样，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屁股，有了根据地，我们才算有了着落，就是跑出去，也有个家可以回。”

朱德、陈毅带来了近两万人，而战斗部队却只有两个团，其余的都是湘南起义部队的家属乃至亲朋好友。近两万人扶老携幼而至，井冈山的粮草大成问题。于是，毛泽东和朱德亲自下山挑粮，而粮食依然还是不够，吃饭基本靠“红米饭南瓜汤”。最终，不得不让大批的湘南家属离山回家。

但是，红四军成立仅一个多月，湖南省委就写信给红四军军委，又要求红军主力再次向湘南发展。这次省委说，上次开除毛泽东的党籍的指示是误传，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还是照当，这样，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必须随军出发。

有了“三月失败”的教训，毛泽东认为省委的指示是不妥当的。1928年7月4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给湖南省委回信，陈述了红四军不应放弃井冈山根据地去湘南的理由：一，两军刚刚会合，需要整编磨合；二，队伍的军纪不好，现在去湘南，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三，湘赣两地的敌人已经结束了内讧，一致向我们进攻，我们现在不能贸然出击。

但是，由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特别是红29团是在湘南起义时成立的，他们觉得井冈山总是吃“红米饭南瓜汤”的日子实在太艰苦，加上家属都已经被劝返，于是，他们坚决要求回家乡团聚。这时又有省委领导杨开明和杜修经的指示撑腰，于是，朱德、陈毅就被湘南暴动的部队裹挟，不得不率领红28、29团开赴了湘南，而刚刚在井冈山会师才一个多月的部队，就这样又分开了。

1928年7月24日，朱德率领的部队在南下途中，在郴州与国民党部队发生激战，在战斗中，29团不听指挥，擅自跑回家乡，中途被国民党消灭，全团只剩下了一个连。就这样，朱德部队出发时是两个主力团，郴州一败，朱德手里只有一个团（28团）加一个连了。

毛泽东原本奉命带队去湘东，但在得知郴州失败的消息后，毛泽东决定亲率一个营去湘南迎还朱德。在桂东县城找到朱德后，红军决定立即返回井冈山，未料在返回的途中，28团二营长袁崇全又叛变投敌。

当时，29团已经基本打光了，如果再丢失了28团，朱德带领的部队就彻底垮了。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心急如焚，亲自去追28团，结果被叛徒袁崇全开枪打死。

王尔琢当时是红四军的“三号人物”，他的牺牲令毛泽东万分悲痛，他亲写挽联如下：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永矣。

却留责任难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

得到太平方始休。

由于红军大队去了湘南，毛泽东又带队去接应朱德，敌人趁机再次围攻井冈山，各县红色政权都被血洗，茅坪和茨坪再次成为唯一没有陷落的据点。

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八月失败”。

1928年8月29日，敌人攻向黄洋界哨口。黄洋界处在茅坪与茨坪之间，是井冈山的锁钥。在最危急关头，守山部队从茨坪修械厂抬了一门刚修好的迫击炮，打出了唯有的三发炮弹，其中一发炮弹打到了敌人的指挥所，这一炮威力无穷，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已经回到了井冈山，于是，就利用夜间大雾，悄悄撤退了。

直到1928年9月上旬，毛泽东、朱德才率领红军主力回到了井冈山，闻知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他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经历了风雨，才知道家的宝贵。毛泽东、朱德在山下转战三个月，牺牲了参谋长王尔琢，而幸好井冈山还在，好在井冈山在千钧一发之际没有失守——正如毛泽东说过的：出去跑，总是还有个家可以回，而这就是他写《西江月·井冈山》时的心情。

这首词，表达了井冈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也树立起井冈山在中国革命中的形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