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青年杂志 ，作者韩毓海

学党史、忆初心 · 线上微课堂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人大文化科技园企业联合党委推出“学党史、忆初心”迎建党百周年线上微课堂。本次线上微课堂将聚焦党的光辉历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锚定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奋发有为做好各项工作，凝聚起启航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学党史、忆初心”人大文化科技园企业联合党委迎建党百周年线上微课堂第八期与大家分享《重读毛泽东：“父老”与“子弟兵”》（一）（分三期转载），文章转自中国青年杂志，作者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父老”与“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1931年，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创造性地开辟“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的艰险历程，尤其是在对传统“农战”的继承创新基础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

从文家市到三湾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他当时接受的任务，就是作为中央特派员，去改组湖南省委，并筹备秋收起义。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被称为“毛委员”，而这里所指的就是党中央特派员一职。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持改组了湖南省委（彭公达任新的省委书记）。但自创立工农红军之后，作为“中央特派员”的毛委员，他的“官”却越做越小。后来，他在井冈山时代所遭受的处分和整肃，竟然主要都是他曾经领导下的湖南省委做出的。

而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党中央依然不重视也不熟悉军事工作，而对于工农红军的情况，则十分不了解。

郑超麟后来回忆说，无论是共产国际、斯大林还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他们所支持的还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进行的暴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工农革命军”存在的可能性。所谓“中国工农革命军”乃至“工农红军”这种想法，纯粹是毛泽东一人的独创，八七会议固然提出进行广州起义、黄麻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暴动，但却并没有做出成立工农革命军的决议。所以，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时，也并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

郑超麟同样在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随后追随陈独秀，成为托派。

1927年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的第一次部署秋收起义的会议上，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就曾向毛泽东建议说：“如果起义失败，可以到湘赣边界去投奔我的朋友袁文才、王佐，他们在宁冈、遂川有枪支人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听人说起井冈山这个地方，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想到，这个叫井冈山的地方，会是秋收起义部队最后的落脚点。

按照中央的部署，秋收起义既定的计划是：在江西修水、安源、铜鼓三路同时起事，取道平江、浏阳，会师长沙。在张家湾召开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余洒度——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余洒度很快就将成为叛徒。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有5000人，号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起义的指挥部为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卢德铭为前敌总指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在军中担任前委书记，当年的毛泽东34岁，卢德铭只有23岁。

由于敌强我弱，部队缺乏经验，起义遭受严重挫折。9月14日，毛泽东率领从铜鼓出发的第三团攻至浏阳上坪，在上坪，毛泽东力排众议，果断决定放弃进攻省城长沙的既定方针，指示各路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结，开会商议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集结于浏阳文家市。文家市这个地方，处于浏阳与江西万载、萍乡之间，当时各路部队集结后清点人数，结果只剩下1500人了。

当晚，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否定了师长余洒度“占领浏阳直取长沙”的主张，决定部队向萍乡方向退却。

9月20日清晨，在文家市里仁中学的操场上，毛泽东给这支疲惫不堪的部队打气鼓劲，当时他幽默地说:“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据说，那些刚刚脱离了死亡线的造反者们，听了毛委员的这番话，当时高兴得欢呼起来——不过，实际上，他们心里都明白，在中国，一旦扯旗造反，那就是犯下了“死罪”，从此也便再无退路。

里仁中学的名字，取自《论语》。但这支集中在文家市里仁中学的只有千人的队伍却不是来祭孔的。千百年来，孔子教诲中国人说:蔑视皇帝、老师和长者的命令，就是蔑视人间秩序，就必须受到严厉惩罚。而今，正是为了蔑视这样的人间秩序，这些造反者们以开会和集体表决的方式决定:必须逃离这样的人间、背离这样的秩序，他们决心去建立一个新世界。

既然进攻长沙已经不可能，那么，问题就在于这支队伍要往哪里去，退路究竟在哪里。

在文家市里仁中学，毛泽东找到了一张江西省地图。当时，他只是指着罗霄山脉的中段说：“这个地图上‘眉毛最粗的地方’，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大体方向。”

1972年年底，美国著名记者海伦·斯诺访问这里时，不禁浮想联翩。在她看来，曾经是书生和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在那一刻已经走投无路，或者说，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用武力去捍卫真理。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传统，特别是儒教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而他们却并没有触及中国传统思想的经济基础——地主制度，孔夫子的思想当然不都是错的，但是，这种思想一旦与地主制度结合在一起，则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而自宋代以来，儒教作为中国的国教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海伦·斯诺别出心裁地把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与美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她说：正像英国清教徒以武力反抗国教(圣公会)一样，毛泽东以武力反抗儒教的基础——地主制度。

她说就是在这个古老的儒家祠堂里，毛泽东曾经宣布蔑视世界上一切上帝和地主。

针扎不入、水泼不进的崇祖制度，使一切新思想都成为禁忌;背离长者言训和国教者，均被视为不肖子孙。这种制度，把一切新的思想，拒之于中华国门之外——谁接受新思想，谁的头就得落地。如果毛泽东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被捉住，那么，他也会像他的其他朋友那样被杀掉。蒋介石不会使新思想合法，谁要当共产党，或者被怀疑为共产党员，就是犯了杀头罪。

在西方国家，获得思想的自由，也只是到了近代才成为可能。皮特勒斯·拉姆斯因在几乎所有的法国胡格诺教徒中传播“异端邪说”而在巴黎被处决。正是英国清教徒，第一次用武力捍卫了这一思想，进行了从1642年至1660年期间绝无仅有的一次著名的民主革命。

他们在一个新的大陆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文明社会——美国。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实际上扮演了拉姆斯、克伦威尔、马克思和列宁的角色。

正是在湖南浏阳这所古老的宗祠里，毛泽东于1927年向1000名英勇的青少年讲话，把他们武装起来，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红缨枪和“红缨枪思想”。正是这个会议通过投票决定，必须继续革命，必须毫不妥协地继续蔑视一切上帝、祖宗、所有的压迫和反革命势力，正是这个会议通过投票决定，向着客家人聚居的绿林——井冈山根据地进军。

我以渴望的目光，看了看那条新修的主路，经过里仁学校，进入江西境内10公里，沿着井冈山山脉蜿蜒而去，而这条路的起点，就是文家市。

但是，奔向井冈山的道路，绝没有海伦所设想的那样平坦，因为在文家市，毛泽东依然还是没有决定要上井冈山，那时，毛泽东决定的退却方向是萍乡。

22日，起义部队到达萍乡上栗，原本打算从那里去毛泽东领导工人运动的安源，但随后却发现安源有敌军重兵把守，于是，部队不得不踯躅于萍乡与安源之间。23日拂晓，部队在芦溪遭遇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中弹牺牲。就这样，秋收起义爆发十余天之后，工农革命军便失去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

卢德铭牺牲后第二天，即9月25日，这支走投无路的哀兵一鼓作气，攻占了莲花县城。莲花是文家市退却之后，工农革命军攻占的第一个县城，但追兵顷刻而至。9月27日，部队便不得不撤离莲花，遂于9月29日，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

三湾，处在永新与茶陵、莲花、宁冈交界处，部队再往前走，就只能进入罗霄山了。

秋收起义部队原为5000人，到文家市集结时还有1500人，而到了三湾，却只有不到1000人了。这个时候，在红军队伍里，第一次出现了枪多人少、官多兵少的现象。

在三湾村的“协盛和”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根据现实情况，他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整编”。

因为队伍已经不到1000人，所以会议首先决定：把原来的一个师改成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为陈皓——当时，毛泽东绝不会想到，陈皓在不久后也会叛变投敌，他当然更不会想到，自己会亲自下令处决了这个叛徒。

工农革命军为一个师的兵力的时候，当时的党支部是建在团上的。但是，如今部队只有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了，于是，毛泽东在三湾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

“支部建在连上”——从那时起，这就成为人民军队的一项根本制度。

前委会议同时决定建立士兵委员会，全团每十人推举一人参加士兵委员会，除了在军事工作上没有决定权之外，士兵委员会在经济、纪律、政治教育和部队管理各个方面负有治军之责。

会议还决定，由党代表直接领导各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这就确立了前委书记—党支部—士兵委员会的垂直领导体系——正是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在宁冈与遂川之间，有一座大山，因为山间平地号称“五井”，兼取宁冈与五井之意，故此山名为“井冈山”。当时，袁文才的队伍以宁冈的茅坪为据点，而另一支绿林队伍，则以五井之间的茨坪为据点，这支队伍的首领叫王佐。

秋收起义部队到了三湾，其实就已经进入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地盘——进入了井冈山的门户。

袁文才，1898年出生于宁冈县茅坪一个客籍农民家庭，小毛泽东五岁。袁文才少年时代读过私塾，成年后，因为新婚妻子被土豪霸占，从此与土豪劣绅结下深仇大恨。在永新上中学时，他结识了进步青年贺学敏（贺子珍的哥哥）等人，回乡后，他的母亲又被土豪打死，怀着夺妻杀母之恨，袁文才上山加入绿林“马刀队”，做了山大王。

王佐与袁文才同年生，因为袁文才曾经帮助王佐摆平了队伍的内讧，所以，二人结拜为“老庚”（即同年兄弟）。

当年，袁文才和王佐，分别雄踞于宁冈的茅坪和遂川的茨坪，把守着进入井冈山的门户。

在三湾会议上，就有人曾经提议部队进山去打掉袁文才和王佐，但是毛泽东却说：“你们不知江湖之大，肚量实在也太小了。何况全中国有多少江湖？未必你们都能打掉？”

当听到来三湾开会的中共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介绍，说袁文才已经是共产党员时，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说，袁文才是党员，那就是革命同志了，那就正好一起革命谋大业，我们岂有打掉人家的道理？

龙超清是江西参议会会长的儿子，他非常注意做袁文才的工作。在龙超清发动下，1926年10月，袁文才率军占领宁冈县城；11月，袁文才加入共产党。而在袁文才的影响下，王佐也下山成立了遂川农民自卫军。当时，他们各有60支枪——虽然他们的枪都是破枪。

于是，在三湾，毛泽东给袁文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的主旨是：毛泽东希望与袁文才精诚合作，共谋大业。随后，毛泽东便率领三湾改编后的部队，进入了宁冈的古城。

当接到毛泽东热情洋溢的信，并得知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宁冈时，袁文才起初也是有疑虑的。于是，他写了一封内容婉转的回信给毛泽东：“毛委员，鄙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

这封以大字写在宣纸上的信，被毛泽东夹在了一本光绪年间印行的《四书》里，幸运地保存下来，后在湖南株洲旧书市场上，被收藏者发现。

袁文才的回信，就是由龙超清带到了三湾，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见信后说：“百闻不如一见，凡事都是见面后才好商量，大家都说袁文才是英雄，不知他这个英雄是否愿意与我毛泽东见上一面呢？”

袁文才的手下陈慕平再把毛泽东的回信带了回去，因为陈慕平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的演讲，他向袁文才报告了毛泽东的经历，更称赞毛泽东是“中央才”，于是，袁文才便爽快地答应与毛泽东见面。

（未完，待续）